谁主宰了中国电影

凡是关心中国电影事业的人们仍然会清晰地记得，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临终前，《人民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发表了他抱病撰写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其文字字真切，句句中肯；言之有物，掷地有声，给当时极“左”影响还未彻底清除的中国电影界乃至文艺界，以一记有力的重锤。

如今，近20个春秋已经过去。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这位真诚艺术家的是，中国电影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趋势，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开拓与探索之路。

时下，大凡35岁以上的人，至少都能说出大约20年前后摄制的几部电影的名字。那时候，全国上下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和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神州大地上的广大观众更是渴望看到反映人们心声的电影作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大批控诉“文革”、呼唤“人性”的影片应运而生。如《小街》、《苦恼人的笑》、《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谢晋执导的电影。

随着同一时期一批直面人生、勇于探索的力作《人到中年》、《老井》、《邻居》、《沙鸥》、《黑炮事件》、《小花》、《城南旧事》等影片的问世，一批被称作“第四代导演”的中青年电影人才迅速崛起，吴天明、吴贻弓、丁荫楠、黄蜀芹、谢飞、滕文骥、黄建中等一批导演脱颖而出。

当今，一提起“第五代导演”必然要提到陈凯歌、张艺谋的处女作《黄土地》。

影片中，那些几乎是凝固了的黄土地，那些于沉默中骤然爆发的陕北腰鼓；那些极富冲击力的构图用光与视觉效果，那些打破时空格局与突破戏剧框架的散文式叙事结构；今天看来，虽已不足为奇，但在当年，对于中国电影语言运用的创新和突破，无疑产生了“划时代”的深远影响。此外，还有张军钊的《一个与八个》、田壮壮的《猎场弥撒》和《盗马贼》、陈凯歌的《孩子王》、吴子牛的《最后的冬日》、胡玫的《女儿楼》等。为此，在中国影坛全方位地奠定了“第五代导演”特殊地位。

更为令人可喜的是，“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还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如潮的赞誉。其中，张艺谋的《红高粱》荣获西柏林电影节大奖、《秋菊打官司》摘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捧得戛纳电影节大奖。曾几何时，消息传来，令国人无不为之兴奋不已。如今，十几个年头已然过去，中国电影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张艺谋和陈凯歌这两位当年的小伙子现在也都已成为在国际上享有颇高声望的世界级导演。

回顾20年来，就在中国的电影人不断地走向成熟的同时，中国的电影发行机制也悄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1992年起，国家明确规定：不再承包各电影厂的影片发行。此举表明，从此各电影厂出品的电影必须走向市场，经受观众和市场的检验，否则，就有可能因影片销路不畅而赔钱甚至倒闭。自此，国际电影业通行的竞争机制被正式引入中国的电影市场。